翻譯：戰術都市主義能否促進平等？

原文(英)

作為暢銷書《戰術都市主義：短期行動、長期變革》的合著者，以及新創公司「道路計畫」(Street Plans)的共同負責人，東尼‧加西亞(Tony Garcia)和麥可‧萊登(Mike Lydon)是有關建築環境中的快速建設計畫和快速變革政策變化議題中較具影響力的聲音。

最近，在都市主義的領域中，他們的工作成為許多辯論的主題，尤其是隨著中國武漢肺炎案件的新增，美國各地的城市再次回到慢活街道和其他戰術都市主義策略(Tactical Urbanism)，但在交通管制實施的前後，並不總是將有色人種的需求聚焦於這些討論中。我們與他們進行了交談，討論了他們如何處理種族和社會公平問題影響的政策，以及戰術都市主義本身的領域如何發生變化。

提問：

自從中國武漢肺炎大流行開始以來，關於「開放街道」或「慢活街道」等計畫在美國城市中變得越來越普遍，連同這些計畫背後的公平性討論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全國社會抗議「系統性白人至上」之後。告訴我您如何回應這些對話。

麥可：

起初，看到城市利用戰術都市主義方的法，是作為面對疫情中交通問題的解決方案。這絕對是
令人鼓舞的──至少在這些「挑戰」的具體措施上。許多都市在這些想法發現了實用性，認為它們可以採取行動，必須迅速採取行動來對街道環境進行改變；然後，套用社區民眾提出的反饋意見後，還可以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服務。

但是該方法的某些應用方式，確實引起了我的關注。 首先，許多城市都圍繞著：「嘿，讓我們在海濱放置一條開放街道！」的話題進行討論。 或者，「嘿，讓我們在社區中那個大而獨特的公園裡做一個開放街道。」但是，當您開始考慮真正服務的對象，以及有權改變現狀的群體時，您會發現不平等。這是完全顯而易見的，而且隨著受到疫情影響的特定族群資料開始顯現時，不平等的情況變得更加明顯。

接著，我們開始就「開放街道是否是人們最需要的東西」進行一些艱澀的討論，尤其是在紐約的傑克遜高地這樣的(非白人)社區中。當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殺死了喬治·弗洛伊德、路易斯維爾警察殺死了布羅娜·泰勒等事件，導致抗議活動開始時，這一刻就變成了都市主義世界中各種問題的導火線。 人們開始質疑包括我們在內的「戰術都市主義」到底是為誰的聲音提倡。

從那時起，東尼和我就一直處於聆聽的模式。我們知道我們提出了一種方法。在歷史上，該方法一直是應對全球社區不平等現象的重要的工具。是的，在某些情況下，它可以是一種發揮居民更了解自己鄰里的重要工具，能夠治癒社區、豎立社區形象的工具；但在其他情況下，也有可能不會。

我們認識到在工作過程中，如何與業主合作、如何在社區中讓計畫得到發展並落實，以及思考為什麼要做這些計畫。但現實狀況下，我們並沒有如同預期般謹慎，這也是我們所有人都可以加強的事情，而我們也確實努力地在觀察。

東尼：

我會回應麥可所說的「關於我們處於的聆聽模式」。我們一直在思索「戰術都市主義」與「快速構建方法論」的整個想法，旨在探討政府如何針對「許多人實際需要的方式」做出回應來解決問題。而且我認為，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對話，特別是對有色人種來說：「這個(戰術都市主義計畫)不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我也聽到類似的話：「政府和像我們這樣被政府雇用的顧問，都沒有把民眾的聲音聽進去，而且(政府)也沒有給社區他們需要的東西。」

我們認為戰術都市主義是一種新方法，實際上可解決對有色人種社區不公平的問題，所以整個規劃的流程應該是：「先傾聽，然後圍繞人們的需求進行設計，而不是反過來。」 因此戰術都市主義背後的意義，在於顛覆1950年代以來或更早期的公共規劃流程，也就是一個不靈活或不透明的程序。在傳統的規劃過程中，規劃者實際上不一定要與任何人互動，即使它需要大量的 「社區參與」會議程序；但我們翻轉後的新方法也有可能會失敗、也有可能無法完全遵循新的方法，實際執行上仍需要特別注意。

提問：

給我舉一個例子，說明您在戰術都市主義方法論的應用中，如何嘗試重新考慮對種族主義的承諾。

東尼：

直到上個月，我們還一直在回頭挑戰業主的底線。在身為局外人面對新計畫時，我們會說：「看：這真的是我們應該做的嗎？」而當我們被聘用來執行這個計畫時，我們就會問自己：「我們是因為完成了某個特定的結果而被雇用，還是因為我們是經由跟當地居民對話的過程，最後真正達到目標，所以被雇用？」

有些時候我們會說：「好，我們要去做自行車道，因為我們被雇用去做自行車道。」然後當我們真的深思熟慮後，我們說：「這個自行車道不是這個社區所需要的，也不是他們告訴我們說他們想要的，因此我們不會做自行車道。」作為顧問，我們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必須去做到業主想要的事情，但是當客戶來到我們面前時，他們應該要知道，他們面對的是「願意反應與回饋」的顧問。

提問：

我想談談您可以挑戰多少位「只想讓您建立另一個不同自行車道」的業主。尤其是當您被交通運輸部門僱用時，當地居民卻說他們最大問題根本不是交通問題，且「或許可以解決根本問題的部門」完全無法或不會與您合作，特別是當「削減警費運動」挑戰了從業人員的士氣，並質疑市府部門與市政預算之間嚴格的界限。根據您的經驗，這是具有突破性的經歷嗎？

麥可：

 當我們與任何業主打交道時，我們都會嘗試思考他們的反應能力及前瞻思維程度如何。是的，我們過去有過這樣的經驗，因為我們也必須養家餬口，所以我們接受了一位可以讓我們反問「嗯，我不知道適不適合這樣。」的業主。我們成立新創公司時相對年輕，當時我們只有20多歲，但在這十年來，我們了解了如何為一個好業主與一個好結局做準備，現在我們已經可以提供更多的選擇。

即使如此，你也無法在一夜之間改變公共經費的分配，但是我認為我們可以成為支持者。如果有機會能建議全盤改變，我們也會這樣做，例如我們在澤西市(Jersey City)做的自行車總體規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跟一位運輸研究員查爾斯·布朗(Charles Brown)在這項計畫上有深刻的合作，並制定了非常公正的計畫。它涉及土地使用、住宅問題、治安問題以及許多其他層面的議題，我們這樣做是為了更廣泛、更系統性地了解該社區的問題。

騎自行車這件事很重要，而且很棒，它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是自行車系統的本質上是不平等的，所以背後會衍生出其他相關的問題。但即使我們的工作範圍有限，我們也可以觸及和突顯這些問題。

東尼：

我們曾經努力處理過的一個案子，就是我住的邁阿密戴德縣的一項計畫。我們這裡有一名專員，一直在為一條「跟黑人社區承諾了30年」的鐵路路線而戰。我一直在嘗試與她進行對話，例如：「嘿，為什麼不沿著這條路廊開一條三英里長的戰術型公車專用道，而是一直想辦法在地面上生出東西來呢？你為這種基礎設施奮鬥了30年，什麼都沒發生，對吧？ 那麼，為什麼不做一些會影響旅行時間並改善就業機會的事情呢？」

她的員工對我的回答一直是：「我們不會滿足於其他任何事情，這是不應該做出妥協的事情。我們談論的是幾十年的長期維護和投資，白人社區能馬上得到他們要求修建的高速公路，但我們仍然在等待。」

我理解這種觀點，我明白。但是，你仍然沒有體驗到這種戰術型公車專用道的好處，而且我到現在還在努力說服他們。

提問：

讓我們談談社區參與。我最近注意到戰術都市主義方法最大的批評之一是，「就其性質而言，快速建設的項目無法以社區需求為主體，因為它們通常不會在上線啟用之前浪費時間進行社區參與，即使這條戰術自行車道是臨時的，最後也會產生問題。」但我也聽到支持者說，戰術都市主義本身就是一種社區參與，因為這種方法要求從業人員專門針對民眾回饋來調整其設計。 您對此話有何看法？

麥可：

我認為計畫可以進入社區參與，真正發揮創造力和實際性，並以此為榮。是的，計畫本身確實充當了參與的平臺，但很多人看不到的是，通常「有很多參與就會產生很多計畫」。我不能代表所有人意見，所以實際上我們進行了大量的訪談和對話，當然還有論壇和研討會、重點群體，並嘗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與人們接觸。我們最好的計畫就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最好的結果代表了一大進步。

當人們說：「不要讓某些東西進入我們的社區」時，就會變成非常正確的助力。而且我認為，當社區遭受嚴重的疫情流行時，這個模式特別有效。不過，我認為答案也不是「什麼都不做」這麼簡單。我們確實應該採取行動，但是更應該要傾聽，例如一個城市原本迫不及待地想要進行為期12個月的計畫，遇到像疫情這樣的突發危機事件就是無法執行，因為人們仍然需要在全新的條件下安全工作。

但我認為，我們仍可迅速開展工作，與這些居民進行交流，並在這些社區中建立關係，然後繼續與他們交流，以聽取他們所關心的並做出回應。同時，我們也要解決整個城市尺度的系統性交通問題。

提問：

您的戰術都市主義方法如何調整，以回應這個歷史性的時刻？

東尼：

我們試圖問自己：「在構思的過程中，我們如何與人合作？我們如何與人們建立對等身分，而不僅僅只是我們將這個計畫想法強加給他們？我們如何使該計畫真正達到我們的共識，社區覺得他們值得擁有，是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住在那裡？我們如何開始合作創造的過程，特別是在有色人種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