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瑞典用模組化街道家具改造街道

原文(英)

在2020年，全球數十億人因為疫情的封鎖，被迫與他們居住的社區密切接觸，進而衍生出各種對居住環境的規劃構想。其中最熱門的主題就是「十五分鐘都市」，這是一個基於分散發展的願景，讓居民僅需花費最多15分鐘步行或自行車，就能在住家附近滿足日常生活需求，此一構想也被作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與宜居城市的手段。其中，巴黎市長安妮·伊達爾戈(Anne Hidalgo)就將此作為法國首都復甦後的藍圖。

現在瑞典正在產生一種「超在地化」(hyperlocal)的轉變。由瑞典國家創新局(Sveriges Innovationsmyndighet​, Vinnova)與瑞典國家建築與設計中心(Statens Centrum för Arkitektur och Design, ArkDes)合作進行的一項試驗計畫中，將焦點放在其設計總監丹‧希爾(Dan Hill)提出的「一分鐘都市」上面，這比近期任何一項在地化規劃構想的尺度更低。舉例而言，巴黎做的是十五分鐘都市、巴塞隆納做的是九合一的超級街廓，但瑞典做的是單一街道的尺度。希爾解釋：「就是你家門口的空間到你隔壁、你對面鄰居家門口的空間。」

一項名為「街道移動」(Street Moves)的倡議活動，邀請地方社區作為共同建築師，讓地方民眾參與設計，並透過各種研討會與公聽會，讓居民控制街道作為停車空間與公共空間的比例。目前這個試驗活動已經在斯德哥爾摩的四個地區展開，還有另外三個城市也將加入，且根據「街道移動」的行銷素材上顯示，這項計畫是具有野心的，企圖將在十年內重新思考並改造國內所有的街道，讓瑞典的每條街道到了2030年都能變得更加健康、具備永續性並充滿活力。

然而與十五分鐘都市的概念不同，瑞典的一分鐘都市構想不是要在一分鐘內滿足所有日常生活需求，因為那樣不切實際，會忽略掉公共運輸、就業機會或醫療保健等基本需求。希爾表示：「家門口的空間是人們開始與外界互動的場所，所以適合都市在此開發創新、直接的互動模式。而因為門口空間是市民進入都市的過濾器與門戶，其營造的氛圍與基礎設施顯現著社區的運作與價值觀。我們可以說，像街道這類日常基礎設施，就如同掌握著社區文化的鑰匙。」

這項計畫試圖打破既有的街道預設模式，重新考慮將人行道作為社區的關鍵空間。不論是在瑞典還是其他地方，道路的功能就是被用來移動與存放汽車，而希爾認為：「我們對於門外空間的微觀，可以變成都市轉型的基礎。所以你對於這條街道有最經常、最直接的參與、責任及互動，只因為你與這個環境有密切接觸。」

儘管「街道移動」的第一步早在2020年就開始，但因為封城與街頭示威運動，讓焦點的轉移似乎牽涉到雙重意義，讓民眾強化了這類的感覺，認知到鄰近社區的尺度，才是解決與克服基本社會障礙(social hurdles)的平台。雖然消除車位與強化社區參與的組合聽起來很烏托邦，而且在美國或其他地方幾乎無法模仿，但「街道移動」使用的基本工具卻是從美國引進，用的是一項名為「小公園」(parklet)的模組。

由國家主導的小公園

其運作方式如下。國家創新局與樹林山設計公司(Lundberg Design)合作，開發了一套大型的街道家具，尺寸以停車格為基準並以兼顧的松木為平台，讓這個街道家具模組可以剛好放進路邊停車格內。這些模組可以依照需要安裝座椅、花盆、自行車架、電動滑板車架、兒童遊戲區或電動車充電站，且彼此可以相互連結，可以是獨立單元，也可以在街道兩側形成一串公共設施帶。根據希爾的說法，這個方式是從樂高(Lego)、宜家家居(IKEA)及創世神(Minecraft)中汲取來的靈感。

雖然地方政府可能會提供自己的工具包版本，但最終每條街道都是經由當地居民組成的研討會，由包含學童在內的居民討論而來，所以未來可以看到公車站附近的停車格會放入自行車架模組、咖啡店附近則放入戶外咖啡座模組；某些區域會強調綠化而放入植栽模組、有些地方則會強調兒童遊戲區。透過這些模組化裝置拼湊起來，將能把街道變成露天的社交場所與多元使用的場所，從居民日常使用的空間穩定連接到鄰里開放空間。

計畫主持人則強調，社區空間設計的過程就像創造街道元件一樣重要，因此這些裝置容易被更換、調整或拆除，每一個樣態都可以是臨時的方案而不是一次成為最終成果，因為有些組合方案可能是實驗性的，也有些方案是季節性的。國家建築與設計中心的主管基蘭‧朗(Kieran Long)表示：「製作這些模組化街道家具的重要性在於，每一種方案都有可能是錯誤的，但我們可以不斷從中調整。但是其真正功能在於，我們如何讓各種族群針對街道的未來發展進行對話，包含路人、居民、學童、自行車騎士或是電動滑板車使用者。」

透過這種社區參與形式，人們可以將抽象或不熟悉的設計概念具象化，居民可以在極小的尺度範圍內發現，自己對於環境改善的願望逐漸成形。國家創新局表示：「瑞典可以因此成為快速解決氣候變遷，並兼顧公共衛生與社會正義的創新平台。」

植栽模組。
Photo © Utopia Arkitekter

透過各種不同組合方案提供公共設施。
Photo © Utopia Arkitekter

一切都有可能的藝術品

家門口是人們日常生活的起點，可以是試驗的開端，將人們的願望融入都市管理機器當中。希爾說：「很顯然地，社會基礎設施塑造了一個都市可能的未來。但如果缺乏開放性、生成性(generative)的街頭文化，很難想像會有新的政治想像力被激發出來。」

但是，如果一座都市沒有一種具體的實施方案，那麼不論是多直接的參與方式還是多創新的轉變都不會發生。許多都市具備清運日常垃圾與維持學校運作的能力，卻有各種充分的理由，而未必激發出新的政治想像力並列入議程。在瑞典，未能及時封城的作為導致疫情的複雜化，這樣的挑戰通常被認為是災難性的結果，但也可以解讀成是都市的重置開關(reset button)。

要阻止政府依照慣性設計街道非常困難，因為政府受到汽車重度依賴患者的壓力，他們總是要求所有道路都能通行，而且政府也嚴重依賴停車費產生稅收，就算政治人物想要減少停車位數量，還必須擔心經費從哪裡來。所以對於這種街道重新設計的專案，還要去思考如何在不掏空市政預算的情況下減少車位數量，然後透過各種便利設施去安撫這些患者。

朗先生說：「我們正在與斯德哥爾摩公路運輸部門合作，來解決這一系列的問題，像是一個車位一年的收入可達多少？要進行何種投資才能說服他們放棄停車位？你比較願意在哪個地方看到車位減少？車位是可以重新回歸的嗎？如果我拿了一個車位不夠，那我能不能拿四個？車位的削減有上限嗎？」

因此，這類專案都仍處於初期階段。截至目前為止，除了斯德哥爾摩有四條街道展開重新設計實驗之外，2021年也拓展到哥特堡(Göteborg)與馬爾摩(Malmö)，另外北方城市于默奧(Umeå)也在進行討論，這裡的冬季氣候是公共空間使用的阻礙，而前面的早期經驗則有助於相關計畫的推動，這些案例將會被彙集成冊，指導地方政府如何轉型與推動，並依循流程與面對各種問題。

希爾表示：「讓這些東西規模化(scaling)很重要，如果你只有在地方政府層面做這件事，那這些東西就會停留在斯德哥爾摩或哥特堡。我們是中央機關，我們的興趣是改變整個國家的系統，並理解街道上的東西都是會相互連結的。」

松木打造的停車架樣板。
Photo © Elsa Soläng

成為國際典範

而這種大規模的轉變似乎只跟瑞典有關，且瑞典本身的社會與環境政策往往都是其他國家羨慕的案例。瑞典的法規也規範各城市到2045年實現碳中和，因此在這種政策之下，激發全國各地的街道重新設計運動，不能再強調汽車的使用，並將這些設計成為一種可行的願景。事實上，「街道移動」的計畫對美國而言並不陌生，因為洛杉磯曾經實施過「路側花園」(curbside gardens)的作法，且許多餐館或酒吧也表示在疫情期間，曾透過認領路面(claiming pavement)的手段，圍成許多半封閉的「路邊座位區」(streatery)，顯現戰略性的設施有助於帶來改變社區的力量。

在街道改革議題上，瑞典未曾經歷過封城，因此維持安全並提供基本服務的公共空間越來越重要。而在美國，「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社會運動更將種族議題納入規劃決策與警務方案，尤其美國至今仍無法為有色人種提供平等的路徑與安全的保障。這些議題同樣也是由居民聚集討論後推動改革，街道議題成為一種由下而上且具體的政治抵抗，並讓街道演變成各國表達和解決問題的場所，這樣的轉變不容忽視。

雖然這些街頭鬥爭與瑞典小公園計畫相去甚遠，但這些案例都彰顯民眾為了改變街道所做的嘗試，讓市民有權利去控制自己居住的環境，這是世界各大城市的潮流。如果所有當代危機，例如氣候變遷、社會凝聚力及國家民主化等，都已出現在我們的家門口時，我們也該走出家門與國際共流，將街道視為空間改革的起點。

美國近幾年常見的路邊座位區。
Photo © Wikimedia Comm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