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創造滿足照護需求的公共運輸

原文(英)

在疫情之前，公共運輸對於全世界的人們來說都算是劣等財，如果有能力最好可以自己移動，因此許多地方的公共運輸市占率都在逐年下降，尤其是公路公共運輸。在巴西，從2013~2017年間，公車運量減少了25.9%；在美國，從2012~2018年間，公車運量也是呈現下降的趨勢，顯現地方政府缺乏對公共運輸的投資與監督，僅仰賴客運業者自行營運管理，甚至讓他們自行透過票箱收入來平衡營運成本。這樣的作法，導致公共運輸不是尖峰時段過度擁擠就是離峰時段可靠度極低，尤其服務品質也非常低落。

然而，在疫情初期，公共運輸被視為維持都市基本運作與社會福利的工具，因為它能夠載運基層人員往返工作地點，成為都市的生命線。因此，一種新型態的公共運輸概念應運而生，不僅提高都市的復原力與社會福利程度，也讓人們對照護服務者(caregivers)與照護需求產生新的認知。對於照護服務者來說，托兒服務能夠提供他們工作機會與經濟能力，尤其在疫情期間，既有的托育中心關閉與在家工作的挑戰，女性相較於男性更需要離開職場。

在美國，有色人種與少數族裔女性的離職率遠高於男性。在2020年9月，全美110萬離職的人員當中，就有80%的族群是女性；且到了2020年12月，所有失業的人員100%全都是女性。世界銀行針對拉丁美洲地區的調查更發現，疫情爆發的時候，女性員工失業的機率是男性的44倍。

疫情的爆發，正好暴露都市的生命線極其脆弱，包含公共運輸與照護系統，這兩者是相輔相成且可被相提並論的。我們都知道公共運輸與公共照護系統都有崩潰的時候，但同樣地都常被忽略掉而喪失修補的機會，例如在運輸系統設計時考量的是健全的男性，身障者甚至女性反而是「附加」的服務。在營運方式上，公共運輸不僅常仰賴私部門提供服務，票價更必須反映運輸成本，甚至要求「過度擁擠」(overcrowding)才能實現成本效益模型。因此，所有的運輸規劃考量都不利於照護者與照護旅次，對於嬰幼兒照護而言則更加困難。

要改變這個困境的第一步，就是要認知到照護旅次與其他旅次型態的差異。事實上，照護旅次通常都是一座城市的大宗旅次，例如在智利的聖地牙哥，照護旅次佔該市的當日總旅次47%；對比之下，美國的通勤旅次只有佔該國當日總旅次的16%而已。因此，要創造出能夠支持照護旅次的公共運輸系統，就必須知道照護人員的工作性質與需求。雖然照護人員可能涵蓋各種族群與性別，也有可能是單純家庭成員之間互相照護，但是在全球有70%的照護人員都是由女性擔任。

即使性別有可能只是對照護人員的初步認知，然由於照護人員的涵蓋族群極為廣泛，所以也能間接理解不同種族、收入、民族、能力、宗教或年齡族群的體驗與感受。照護旅次不同於常規以通勤為基礎的旅次，通勤旅次通常是單獨的旅行者在高峰時段進行每日重複的旅次；但是照護旅次通常是帶著年幼的孩子旅行，且在一趟旅行中會有多次停留，甚至會帶著商品或其他行李旅行，因此這種旅次型態又叫做「旅次鏈」(trip chaining)。這類旅次通常會在非尖峰時間頻繁發生，且目的地不一定都是商業活動場所，屬於非常規旅次(non-routine trips)，也是公共運輸服務最欠缺的地方，所以照護者需要花費更多時間精力來規劃行程，還需要更多資訊來輔助。

與步行相比，公共運輸提供了照護人員在鄰近社區無法獲得的機會，也就是更快、更舒適的移動方式。當步行條件較差或是帶著嬰幼兒旅行的時候，公共運輸提供了絕佳的互動機會，而不是必須專注於移動本身。相對於在步行時擔任帶領者，照護者在這時候則是乘客，能夠獲得額外的時間與空間陪孩子閱讀、唱歌或交談。

公共運輸擴大了某些地區的到達機會與可及性，但對於照護者來說尚有不足，因為現有的公共運輸系統本身就是一項重大挑戰，讓照護者倍感壓力，導致無法維持照護品質。對於嬰幼兒而言，照護者與他們的互動就是社會情感發展與認知的重要來源，假如照護者自己必須受到社會與經濟因素的壓力，又要對抗公共運輸與街道上的各種障礙，將會嚴重影響照護者的照護能力。所以從根本而論，嬰幼兒的幸福取決於照護者是否幸福；一個社會的福祉即是取決於照護者是否獲得良好的福祉。

換句話說，嬰幼兒發展是否健全取決於照護者的心理因素；而照護者的心理取決於照護環境是否友善。故滿足嬰幼兒的照護需求，取決於都市或鄰里的空間設計與移動系統，尤其是提供安全、可靠及低廉的公共運輸(包含非典型(informal options)公共運輸或中階(intermediate)公共運輸等)，皆有助於增強兒童保育、醫療服務及公共場所等關鍵服務設施的可及性，並確保照護人員的經濟機會(economic opport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