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都市設計導致的社會問題

原文(英)

都市是一種由各種力量創造出的複雜有機體，但它的組織帶有規劃者跟執政者遺留下來的脈絡，而且影響了數十年。在美國，許多都市問題的根源就是種族主義，導致今日的都市還必須承受這些遺毒，所以今日我們應該要採取行動來評估相關的解決方案。

幾十年以來，規劃者以「都市更新」跟「清除貧民窟」的名義來消除各種聚落，包含由聯邦政府資助的1949年的住宅法案跟1963年的公路法案，然後用各種法律名義來限制這些居民的生存空間。所以，我們也可以合理解釋為何大多數公路建設都是選擇通過黑人居住的社區，但這並沒有成功消除黑人社區，因為這樣做只是把黑人社區從一個區域趕到另一個區域。

都市社會運動家簡‧雅各布(Jane Jacobs)撰寫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就寫到這樣的景象，並描述這是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政策，但結果反而是給政府本身額外的困擾，實際上也摧毀了具有發展潛力的社區。

公共運輸政策會影響都市裡的每個人，但對於中低收入的居民而言，這樣的政策影響格外重大。在舊金山灣區，某些人認為「缺乏公共運輸」是一種有意識的隔離策略，這樣做可以讓一些高級住宅區保持獨立性，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國建築師羅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刻意將紐約長島某些天橋的高度降低，讓公車無法通過，這樣就能避免低收入的居民前往海灘。

房仲業者也是實現種族歧視的幫兇，例如用封鎖跟恐嚇來促使某些屋主用低價來引導某些種族的購屋者選擇特定區域的物件，進而促進實質的種族隔離。但這樣的做法導致了種族之間緊張的局勢的加劇，像是紐約布魯克林的一個低收入社區，最近要被重劃，有人認為這將導致居民流離失所；但也有人認為這是必要的都市更新，可以促進政府提供更多公宅。

這些案例並不是一項針對種族主義的罪狀列表，而是對於都市問題的複雜性與嚴重性進行深入探討，讓社會大眾知道社會問題無法單純靠都市設計來解決，因此文章中請來更多專家們分享一些建議，至少讓「設計」成為促進都市平權的起點。

1. 把設計師重新設計

哥倫比亞大學建築學教授賈斯汀‧摩爾(Justin Moore)認為，雖然設計師專注於解決都市問題並提出創造性的方案，但很少有人提出專業缺乏的問題，例如社會多樣性、深入的社區研究，以及設計教育領域的方法論。

他說：「我們有必要把設計師重新設計，給他們必要的工具跟能力，讓他們在所處的社群領域及社會環境中服務。設計師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在學術跟專業技術，來培養對空間、技術、溝通及批判思維的能力，這些技能將能令其應付空間改造的艱鉅任務。而他們學習這些東西並使用相應的技能，就是為了讓自己具備良好的構想或最佳實踐方式，以免在特定環境中面臨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現在設計專業領域及設計教育體系存在著重大盲點，需要開發一套感性、有框架、有技巧及有技術的工具給設計者，這不僅包含社會或社區參與，還包含如何建立出相互理解的關係。」
「目前設計領域的從業人員已經比上一代多出很多，但是在這些學院派當中，出身於有色人種或低收入身分的人非常少，這樣的結構也體現到領導層、資源分配者及決策體系。這導致設計領域錯失了設計師之間彼此相互理解、溝通想法、交流才能及分享觀點的機會。而設計師對於城市和建築環境的影響非常重要，在這樣多樣性的領域當中，他們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來源也必須是多樣性的。」

「甚至到了2016年，大多數規劃、設計和建設社區或城市的人才，仍然不足以代表這些社區和城市的多樣性。想像一下，在塑造美國價值及代表美國人身份的過程中，如果只有少數音樂家、藝術家、運動員或有色人種領袖，那美國會損失多少？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們仍然無法有效解決或看待某些有意義的影響，並且擴及到更廣大的規模與範圍。」

「我們很難確定或闡明，在好幾代市民之中，大家都已經被複雜的社會或種族主義直接影響。倡導者或領導者都只著重在具有正確性的目標，去關注更清晰的政策和行動，例如警察培訓和司法改革，或者獲得更好的教育與工作機會。然而，從過去到現在的設計，確實已經呈現出美國社會的不平等及空間問題，也讓人們感到不滿，例如優質的住宅、交通、公共空間與設施、環境條件，以及透過設計師改善的有形建築環境。」

2. 為自由的公共空間創造機會

伊西斯·弗格森(Isis Ferguson)是「地方實驗室」(Place Lab)的都市與社區戰略副主任，她認為城市必須透過更多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間，來讓市民的待遇更加公平。地方實驗室是芝加哥大學藝術家和活動家賽斯特‧蓋茲(Theaster Gates)領導的一項倡議。

都市可以讓一個地方發揮卓越的功用，也可以變成糟糕政策下的實驗品。只靠公共空間沒有辦法讓我們獲得同理心並讓社區變得有活力，普通的設計雖然可以考慮到所有人，但它是同質性高而且沒有靈魂的，對使用者來說毫無意義。

在美國的都市裡面，我們不能假設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穿梭、使用或者包下所有公共空間。一群黑色和棕色的肉體聚集在公共場所裡面，常會被視為嫌疑犯、犯罪分子或幫派人員，因此人們集會的權利就被限制、拒絕或是武力中斷，這種情況甚至越來越頻繁。如果光是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侵犯，那你還能說這個公共空間適合你嗎？

在公共空間，某些人會認為監視器跟警察看起來就是個安全的東西，那我們也可以將這樣的心態解讀為「國家暴力的另一極端體驗感受」。

學習公共領域需要多學科的整合，那當然也需要更多種類的人才，例如藝術家、次文化者、外來者、長者、移民、有色人種及女性，他們常常被迫以非常規的方式領導社區發展，這也是因為他們往往被排除在正規會議之外。同時，他們的經歷能夠提供更多感受，甚至是相反的看法，讓地方的公共場所、公園、廣場和其他都市公共設施制定了前衛的標準。

「如果誰被認為是某方面的專家，那這個人就是公共領域對話的邊緣人。這兩者之間的隔閡需要被打破，因為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認為城市就會以多元觀點來感受、運作和設計，從而產生促進社會融合並創造出社會公平的空間。」

「公共空間在我們國家是有爭議的地方。是否有一種設計方案，既能促進社會融合，又能維護人們進入該空間後的尊嚴？我們可以詢問不被社會主流重視的族群——藝術家、次文化者、外來者、長者、移民、有色人種和女性，對他們來說最歡樂、最自由和最真實的空間是什麼？這個問題是想像更多公共生活感受並創造適當場所的開端，也代表公共領域裡的的所有人都有更大的機會被重視。」

3. 修復受損的政策流程

艾莉森·阿里夫(Allison Arieff)是《紐約時報》的特約撰稿人、非營利性規劃智庫「刺激」(SPUR)的編輯主任。她認為如果要建設更公平的城市，那應該要修正政府的決策方式。

「許多看似棘手的都市設計議題逐漸出現，這些問題往往挑戰了公共政策的決策流程。並不是人們無法參與從公寓大廈的自治到高速鐵路建設的各種議題，而是沒有一個利害關係人會對過程或結果感到滿意，即使是精心設計、立意良善的項目，也會成為訴訟、抗議甚至特別審議最後撤銷計畫的對象。」

「現在的反對派通常從一開始就聘請顧問，用來定義談話要點和作戰策略，以獲得計畫闖關通過或是成功杯葛。這並不是一個很好解決的困境，但它似乎是最緊迫的，讓社會各族群之間的隔閡難以跨越，甚至存在著內部的潛規則、經濟利益考量和甚至種族對立的症狀。如果妥協被視為軟弱，那計畫的進展將會更加微小。我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我只想繼續思考如何讓這個過程改善，可以服務更多的人民並適用於更多案例。」

4. 回應那1%人民的需求

班傑明‧格蘭特(Benjamin Grant)是SPUR的都市設計政策主管，他認為應該要重新分配都市的資源，尤其是針對富人。

「這個問題之前就已經被討論過了，但對我來說，一個好的都市可以管理混合資源的機器。透過共享資源，尤其是公共運輸和公共設施代替私人物品，都市可以提供一個堡壘來對抗社經地位的階層，例如當大城市的菁英依賴公共物品時，他們就會對於投資公共設施有興趣，並且把資金投注在上面。想像一下，當紐約市的公園跟地鐵被有錢人拯救，然後窮人也有享受這些公共資源的權利，那他們等同於跟有錢人共同參與都市的生活。」

「這絕對不是代表都市就會因此而平等，企業大亨跟移民勞工過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但由於他們都使用公共資源，他們就會以普通的身分相遇並且共享這些設施。當然，若這些菁英階層可以選擇退出，繼續選擇讀私立學校或開著私家車，對於公共建設的投資就會變得很抽象，比較像是在善盡社會責任而非他們的實際需求。」

5. 以公共生活來規劃的城市

蓋爾研究所(The Gehl Institute)是一所都市規劃師揚·蓋爾(Jan Gehl)旗下的政策顧問公司，近幾年已經在美國開設了辦事處。他們相信，若都市設計可以圍繞著為更強大的公共生活，將有辦法解決公平不均問題，因此研究所認為若要讓市民強化對公共生活的意識，政府有必要評估所有的公共空間。

蓋爾研究所主席兼蓋爾建築師事務所董事總經理傑夫·里索姆(Jeff Risom)說：「當你具備信任的概念或是共有的概念時，公共領域就會發揮作用，因為我們就必須學會如何共存共享。我們的都市很顯然是隔離的環境，所以我們會希望在公共空間進行社經與種族之間的融合，讓社區更健康、增加更多體育活動。」

「公共生活可以解決都市在公平正義、機會均等、健康環境與永續生活的工具，因為繁榮的公共生活與積極、多樣化的公共生活參與有關，從公民參與到日常生活都可以被改變，比如你可以參加投票或加入政策參與，也可以感覺到你可以安全地過馬路。」

「這不僅僅是只有數英里的公路或是幾平方英尺的公園，我們還希望決策者建立一個以人為本的目標，讓它能吸引不同社經地位的群體，這才是最難的地方。我們需要先瞭解人們在公共領域上花費多久的時間？除了戶外的環境之外，還有圖書館或社區中心。另外也要知道有那些人參與？還有他們的旅次長度？收入多寡？某些基本的統計資料就可以幫助我們去取得資訊。」

「此外，我們還要知道一些比較棘手的訊息，例如人們在這些空間裡面的感受，例如你覺得你在那裡受歡迎嗎？你參加社區活動的比例？你是在籍里民嗎？我們如何幫助你在這個社群裡面更加活躍？」

「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沒被重視，就是公共空間如何為居民提供不同的機會。我們空有街道和開放空間，這些都是非常寶貴的公共資產，但是我們很少將它們作為公共服務用途，也沒有利用它們來確保公民參與權與知情權。」

對於該研究所的執行董事蔡心培(Shin-Pei Tsay)而言，擁有包容性的空間對於培養強大的公共生活非常重要。她說：「公共空間已經受到侵蝕，例如私人泳池比公共泳池多得多。我們也無法維護圖書館的分館，這些圖書館實際上是許多社區的中心，一個我們需要人們聚在一起，就當前問題進行公開對話的地方。」

「在移民社區，這些問題更有趣，因為這種受歡雲與否的感覺，就是他們在城市中建立下來的固有體驗。雖然這感覺本身與設計無關，但設計案可以加強這種對這些族群的邀請。」

6. 擴展設計的定義

建築與都市主義公司創始合夥人之一、沙普爾斯·霍頓與帕斯誇裡利建築公司(Sharples Holden and Pasquarelli, SHoP)的前任負責人維尚·查克拉巴蒂(Vishaan Chakrabarti)認為，設計的範圍應該被重新評估。

「除了奴隸制度跟吉姆克勞法(實施種族隔離的法案)，近代美國的都市更新也還是持續對種族地理因素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在戰後時代，高速公路往往直接切過本來有活力的黑人社區，或是把有害設施設置在這些社區旁邊。反觀那些可以獲得經濟投資跟貸款的機會都會遠離他們，所以這些地區損失的工作機會、學校教育、交通建設、公園設施和空氣品質都不成比例。」

「諷刺的是，隨著國家都市化程度越來越高，這些內環社區在文化適應力方面卻表現出色。儘管國家數十年來一直針對他們，但現在我們卻重新發現，國家刻意創造的中產階級化和城鄉差距問題，悲慘地助長了我們今天經歷的種族緊張局勢。」

「我們必須擴大對於設計的定義，才能夠應對這種大規模的挑戰，因為傳統的建築與景觀設計理念，只會加劇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必須重新分配對於經濟投資的法律與社會體系，透過社區建立的土地信託與合作社等機制，穩定強化新的發展機會，並分享新發展的好處。學校、交通及公園的投資，都必須滿足整個世代人民的期望：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

「決策者要做的不是想著如何取代這裡的居民，這時設計師可以發揮作用，接受民眾的委託，以他們具備的聲量、技術及理想來實現。空間配置的挑戰是巨大的，但可以透過偉大設計的重新定義來解決，至少是部分解決。」

7. 住宅改革

理查‧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是多倫多大學的都市設計教授，也是「城市實驗室」(CityLab)的創始編輯、「合設計」(Co.Design)的撰稿人。他認為，現代都市缺乏具備可及性且可負擔的起的住宅，這加深了種族不平等的複雜性。

「我國的主要都市跟大城市都具備不平等、隔離且有區分的問題，政策和都市結構本身又強化了這一種鴻溝。由於曾經龐大且穩固的中產階級社區大規模衰敗，造成中產階級的流失並使勞動力分裂，形成高薪的知識工作及低薪的服務工作，都市地區瓦解成優勢地區跟劣勢地區。這樣的問題衍生出對於富裕屋主的巨額補貼、郊區的排他性土地使用分區、市區的土地使用管制，不僅限制了住宅的開發，也嚴重破壞了社會融合(Social Compact)。」

「要克服整個城市，甚至整個社會的三重惡性循環(Trifecta)，是一項極為艱鉅的任務。這不是市場上那隻魔手可以解決的事情，也不是市府或市長可以改變的事情，它需要國家的機器來動一動，努力讓問題能夠對利害關係人都發揮作用。相關的方案包含創造就業機會、重建安全網、增加勞工收入並提供能夠負擔的住宅。」

「對於政策需求面而言，它代表的是調高最低薪資政策，這取決於當地的生活成本。保障最低收入是提供人們生活的基本手段，如此中產階級就必須努力將資源分配給低工資的服務工作。對於政策需求面而言，大量的買房補貼轉移至社會住宅及租屋族身上；大量對於汽車與公路的補貼轉移至公共運輸及公共運輸導向發展。如此也能確保土地使用分區與政策的改革，以高品質的密集與整體開發促進創新和經濟成長，同時創造就業機會。」